近日,岭南文化新讲第二十七讲暨《随笔》杂志四十五周年讲座在楠枫书院举办,由沈卫威先生担任主讲嘉宾,讲述现代大学这两大学统的格局与传承。

  资深媒体人、文史学者罗韬先生担任这场讲座的主持。

  今年11月,中山大学将迎来建校百年纪念庆典,从此进入“百年学府”行列。普通大众可能并不知晓的是,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,这两所一南一北、距离遥远的大学,实际上属于同一“学统”。

  “大学精神”和“学术传统”,合称“学统”。从学统和文脉出发,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沈卫威将“激进”和“保守”作为进入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路径。

  “激进”和“保守”

  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,源于1905年9月科举废止。正如沈卫威在讲座上所说,只有科举废止,大学才可能出现。

  辛亥革命胜利、中华民国成立后,大学的命运,更与国家、社会的整体前进方向密不可分。

  1917年,蔡元培招引陈独秀、胡适进入北京大学,此后,北大师生引发了新文化—新文学运动的浪潮;1922年1月,《学衡》创刊,东南大学反对北京大学新文化—新文学运动的势力形成。

  “从思想观念、文学创作到学术研究,南北两所国立大学的大学精神和学术理念出现了明显的差异,最终形成不同的文学立场、学术范式,并呈现出新旧不同的文脉和‘学分南北’的局面。”沈卫威表示。

  为此,沈卫威用钱锺书《谈艺录》所言的“南学北学,道术未裂”作为此次讲座的标题,并分别用“激进”和“保守”来描述这两所大学所代表的传统,即“新青年派”和“学衡派”。两方的核心人物,就是在美国曾有“胡梅之争”的胡适和梅光迪。

  什么是“激进”?它带来的是求变、求新的学风,以及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。

  出任过中山大学、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曾表示:“一个大学的哲学和史学部门往往决定它的思想的方向。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,但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不是北大的法学院,而是文学院的哲学和史学系。自五四以后,北大在思想界居于领导地位,哲学和史学部门之重要由此可见。”

  “保守”即文化保守主义。文化保守主义者意在守护传统、秩序,抗拒激进变革。按照胡适在《逼上梁山》的自述,新文学运动肇始于1915年发生在美国伊萨卡的“胡梅之争”。

  梅光迪起初对于文学革命持审慎态度,自谓“保守的进取”;等胡适回国发起新文化—新文学运动,爆得大名,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。胡适曾邀请梅光迪到北大任教,梅拒绝了,称期待有人“另倡新文学”。

  与此同时,根据后来成为“学衡派”主将的吴宓的回忆,“梅君正在‘招兵买马’,到处搜求人才,联合同志,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”。

  到了梅、吴回国,任教于东南大学,《学衡》在南京创刊之际,他们公开反对白话新文学,坚守古体诗词创作。

《学衡》杂志1922年第三期封面

  至此,民国大学的两大文脉、两大学统得以形成。

  两大学统的谱系和传承

  每一所大学都有属于自己的“历史”,但不是每所大学都形成了可以言说并属于自己的所谓“大学精神”和“学术传统”。中国大学很多,有学术特色、形成学派的却很少。这是沈卫威在讲座伊始即提出的核心观点。

  在著作《古典与现代:民国大学的潮与岸》中,沈卫威解释了何为“大学精神”与“学术传统”:前者是校长、教授和学生三者合力的社会化展示;后者是“大师”的魅力发散。

  胡适就是那种“个人魅力”型学术领袖、思想导师。1917年,时年26岁的胡适就任北大教授,讲授中国哲学等三门课程。

  知名中国思想史专家余英时曾指出,1917年顾颉刚、傅斯年听胡适讲课所带来的内心震动,堪与梁启超1890年在万木草堂初谒康有为时的震撼相提并论。

  胡适的新观念、新方法给他的学生带来三大启发:一、学人必须拥有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;二、进化论开启的历史演进法;三、实验的态度。

  沈卫威认为,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、武汉大学、清华大学、青岛大学—山东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台湾大学的人文学科是一个学统,因为它们有师资的内在关联。特别是北大文科教授,支持后几所大学学科建设,同时也带来北大求新、求变的学风和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发散。

  沈卫威在《古典与现代:民国大学的潮与岸》中,逐一梳理了北大与这些大学的关联:中山大学的雏形,尤其是文科,简直像一个新的北京大学,从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陈中凡到改制为中山大学后文学院院长傅斯年,都是北大毕业生;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,校长罗家伦、秘书长冯友兰、教务长杨振声及教师刘文典、朱自清、俞平伯均来自北大;1928年组建的武汉大学、1930年创立的青岛大学同样如此。

  另外,1949年1月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,将北大的精神和部分师资带进台大。

  南京高师—东南大学—中央大学、浙江大学、中正大学、中国文化大学则是另一个学统。

  1936年,原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受聘为浙江大学校长后,浙大文科迅速崛起,师资主要是原南京高师—东南大学毕业生和中央大学教授。抗战时期,“学衡派”成员主要集中在浙大,包括先后担任文学院院长的梅光迪、张其昀等;而位于江西的中正大学,因“学衡派”成员胡先骕而兴。

  1962年,张其昀在台北阳明山创立中国文化学院,后改为中国文化大学,是这一学统在中国台湾的延续。

  学分南北

  所谓南学、北学的分野,罗韬指出,其中一个源头是刘师培的《南北文学不同论》。该文从《诗经》的南北不同,一直讲到唐宋元明清,把整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南北二元结构讲得贯通而清晰。

  后来,中国知识界从日本河上肇那里引来了马克思主义,从美国杜威那里引来了实验主义,从美国白璧德那里引进了新人文主义等等,对中国原有的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,或者引发重新解释,从而形成了新的南北二元结构。

  1924年,胡适在日记中抄录毛奇龄《西河合集》中的一段话:“世每言,北人之学如显处见月,虽大而未晰也;南人之学比之牅中之窥月,见其细而无不烛也。”

  接着,胡适写道:“此说南北之学之分,颇妙。北学多似大刀阔斧,而南学多似绣花针。颜李之学,真北方之学也。惠戴之学,真南方之学也。”

  这种南北之分基于地域而论,但实际上,学者的流动已经超越了籍贯的地域性。

  沈卫威有一个观点:晚清、民国的学术,是南方人在北方启动的。康(有为)梁(启超)为先,之后得到了体制性呼应。以北京大学为例,有桐城派、浙江帮——前者的代表是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,他曾为同乡严复的《天演论》作序;后者被称为“某籍(浙江籍)某系(北大国文系)”,包括“三沈”(沈士远、沈尹默、沈兼士)、“二马”(马裕藻、马衡)、“二周”(周树人、周作人),还有陈独秀、胡适所代表的皖系。

  沈卫威指出,到了现代大学两大学统形成的时候,南北的概念逐渐被抹掉了,变成了形而上的“激进”与“保守”这两种文化姿态的分野。南与北,不仅要沟通,更要在更高的层面去融合、求同。

  在讲座的最后,罗韬作总结发言:“我们中国一百多年来的主题无非就是两个:第一,文明必须进步,这是新文化派所追求的目标;第二,文化必须保留,这是所谓‘东南学风’所坚守的。

  这两个主题都是正确的,但是它们在整个历史的逻辑运作过程中,各有所偏:过求文明的进步,一味趋新,有可能到最后失其故步,我们自身的文化身份、我们固有的一些文化精华也因此衰亡,有这样的一个副作用;过求文化的保留,对于我们的文明进步,特别是政治文明的进步,会造成很大的障碍。”

  罗韬认为,关于“文明必须进步”“文化必须保留”这两大主题,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思考,因为尚未得出最好的答案。

  来源:羊城晚报•羊城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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